上海：打响“一网通办”政务服务品牌－地方新闻－时政频道－中工网

以邻为壑：跨省市倾倒垃圾案件频发

　　今年6月下旬，据广州媒体报道，5辆由深圳出发满载生活垃圾的货车在清新区禾云镇云龙工业园附近荒地被截获。经调查，确认这5辆货车共装载172吨生活垃圾，来自深圳龙华新区石场路的垃圾中转站。

　 今年5月下旬，江西赣州于都县境内发生一起跨省“偷倒垃圾”事件。工作组调查获悉，这批垃圾竟然来自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龙城街道办辖区，本应由深圳市剑峰清洁服务有限公司负责清运。经过几家清洁公司倒手之后，这批垃圾被运往江西于都县偷倒。

　 今年3月，河北省巨鹿县警方查获一起跨省非法倾倒固体废物垃圾案，现场发现由山东省非法运输至巨鹿倾倒垃圾400吨，扣押半挂运输车5台，装载机1台，挖掘机1台。

　 上海垃圾的跨省偷运似乎更为严重，周边的常州、无锡、苏州等地都未能“幸免”。去年6月，常州地方海事局接到举报，有4艘货船载了上海的2000吨左右的生活垃圾，沿大运河运到了常州，试图偷埋处置。去年5月，上千吨生活垃圾被从上海用船偷运到江苏无锡惠山区洛社镇掩埋，导致当地环境污染，影响恶劣。

　 近年来，除了生活垃圾，建筑垃圾从上海运到江苏倾倒的事情也时有发生。针对垃圾倾倒问题，上海官方曾表示“一查到底、严肃处理”，但仍然难以彻底根治。跨省违规倾倒垃圾行为屡管不力、屡禁不止，深层原因何在？一位基层环保局工作人员透露：当地垃圾处理能力跟不上，政府的初衷是把这项业务交由专业公司处理，也就是公共服务外包，但一些专业公司被利益驱动，就近找个地方随便倒掉。分管生态环保的苏州市副市长徐美健认为，垃圾处置难是当前大中城市普遍面临的顽疾，暴露出城市垃圾处置能力的严重匮乏。

垃圾偷运背后的经济账

　　为何在媒体连续报道之后，来自上海的垃圾和渣土依旧源源不断运到江苏？知情人士告诉记者，因为背后的利润惊人。每次逮了最多罚款3000，对他们来说只是“毛毛雨”。据媒体调查披露，垃圾违规外运已经形成一条黑色利益链。一名业内人士介绍，从上海运到苏州或无锡，“中间人”可以从中获利至少30元/吨，为其寻找垃圾倾倒地点的人获利约5元/吨，另外卸载垃圾、填埋垃圾的人员也能分得一杯羹。一些环保专业人士指出，垃圾跨省倾倒这一“肮脏生意”的最大责任还是在源头——输出地负责垃圾处理的机构，其在当地处理与转运他地处理之间可能存在较大的成本差异。

　　今年初，上海垃圾偷运无锡案件在无锡锡山法院开庭审理。公诉人介绍，2013年到2015年期间，被告徐国强在没有处置生活垃圾资质的情况下，总共处理生活垃圾4万多吨，处理价格为每吨48元到78元不等。徐国强在明知被告人徐彪没有运输处置生活垃圾资质的情况下，仍将数千吨生活垃圾以每吨70元的价格交予徐彪及其船队运输处置。而徐彪通过被告人崔明荣和须金法在无锡惠山区洛社镇找到一块空地作为垃圾卸点。崔明荣在收取了徐彪每吨30-40元不等的费用后，联系了挖土机、推土机，在惠山区洛社镇垃圾倾倒处建造了一个简易码头，协助徐彪等人偷倒生活垃圾，并用建筑垃圾、土块等进行掩盖。被告人须金法在法庭上承认，倾倒垃圾的地点是他找的，事后，须金法从崔明荣处共获得9000元报酬。

　　该案呈现了一条脉络清晰的垃圾跨省偷运线索，而据庭审中披露的数字，每吨垃圾“处理”费用只有数十元。2013年新华社曾报道，上海每日生活垃圾清运量约2万吨，而市中心每吨垃圾处置成本已接近500元。上海中心城区缺乏垃圾处置设施，不得不将垃圾“千里迢迢”送至江桥垃圾焚烧厂和老港垃圾填埋场进行处理。上海市绿化市容局总工程师唐家富曾算了一笔账：如黄浦区运送一吨垃圾到老港，需要先将这些垃圾进行收集后运送至中转站，这笔费用为132元/吨；经中转站压缩后运至码头，费用为65元/吨；水运的费用为210元/吨；再加上50元/吨的环境补偿费用，总共就是400多元。

　　另据报道，垃圾从上海运出的价格为每吨200多元，虽然只有上海本地处理成本的一半，却是无锡垃圾处理平均成本的2倍（无锡平时处置一吨垃圾的成本约为110元），何况垃圾被偷运到无锡等地后还不是进行正常的处理，而是更加“节约成本”的就地倾倒掩埋，存在如此明显的利益空间，难怪跨省偷运垃圾会成为一个黑色产业。

垃圾分类处理在中国为何难实行?

　 据最新报道，“上海垃圾跨省偷倒无锡案”经过今年1月和5月的两次开庭审理，即将做出判决。在这起事件中，作为业务主管部门，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已经对相关涉事单位进行了约谈和通报处理。除了4名偷运垃圾的犯罪嫌疑人被逮捕起诉，无锡当地12名党政干部亦被问责处分。但即便如此，如果没有一套完善的，可以有效执行的垃圾分类处理机制，无论花多大力气查处偷运偷倒垃圾案件也只是“抽刀断水”。

　 这样一套机制，为何难以在中国运行起来？垃圾分类在中国已起步二十多年，但在实施中仍然踏步不前。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国内众多城市已经开始提倡垃圾分类收集处理。1993年，北京率先制定《城市市容环境卫生条例》，对“城市生活废弃物逐步实行分类收集”；2000年，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等8城市被列为全国首批生活垃圾分类试点城市。

　 垃圾分类面临本土化难题，首先就是居民多年的生活习惯难改变，常常不知道怎么分类。 尤其厨余垃圾处理是道中国特色的垃圾难题。一位环保志愿者介绍，中国菜中汤汤水水的厨余垃圾占垃圾总量的2/3，其中的有机物会使其变臭，而且会污染垃圾中的可回收物。厨余垃圾经生化处理可以产生能循环利用的沼气。为分出厨余垃圾，试点城市鼓励居民家庭把垃圾分干湿两类。广州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副主任鲍伦军介绍，就连开展（垃圾分类）相对好的广州，即便只分出湿垃圾，准确投放率也仅有30%左右。

　 其次，垃圾分类是个人行为，推行垃圾分类，首先得明确谁来负责。即使部分居民将垃圾分类好，在环卫工人那里，“可回收”与“不可回收”的垃圾，仍是混为一体。对此，环卫部门也有“苦衷”，一方面确实有少数人因为培训不到位或操作不规范，把垃圾混在一起拉走。但更多时候是因为，由于居民没有正确的分类投放，一些垃圾运输车出现空载现象，浪费了人力和汽油，这成为城市管理者的“两难”。各地对垃圾分类采取“萝卜加大棒”的政策，既进行激励又制定惩罚措施。杭州规定，可回收物应当交售给再生资源回收站点，或者投放至可回收物收集容器，如不改正的，个人罚款50元；《上海市促进生活垃圾分类减量办法》规定，个人未按照规定投放垃圾，拒不改正的，最高可罚200元。但据新华网2014年报道，垃圾分类没有对个人开出一张罚单。

　 目前中国大量的垃圾分选依靠“回收废品”、“拾荒者”，他们基于生存目的，将捡拾分类好的垃圾卖给专门的垃圾回收站，从中赚取劳务费。对于不能够变卖的物品，他们没有足够的动力进行区分回收。传统环卫行业要将产业链往前延伸， 延伸到废品回收的范围，真正做到依靠居民垃圾分类，就必须从垃圾的源头来服务，才能实现垃圾减量、无害、处置全产业链化，改变产业格局。